橫渠仁愛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發布時間：2020-11-28 10:07所屬分類：綜合論文加入收藏
摘要：仁愛思想是儒學體系的思想精髓，孔孟提出的親親、仁民觀點是對仁愛思想的闡發，但其研究層面還是停留在人與他物上，到了宋明時期，理學家才
摘要：仁愛思想是儒學體系的思想精髓，孔孟提出的“親親”、“仁民”觀點是對仁愛思想的闡發，但其研究層面還是停留在“人”與“他物”上，到了宋明時期，理學家才將仁愛的對象擴展到整個世界，使仁愛思想得到了真正的實現。 作為理學奠基者之一的張橫渠對仁愛思想有著獨到的見解，從宇宙本體層面出發，以“天地之性”為思想基礎，把“仁義”作為“天性”在人身的反應，從而將“仁”落實到本體基礎;改造了儒家的差等之愛，創造了具有普遍性質的“愛并兼愛”，以其作為仁愛思想的綱領與特點。這種獨特的思想為營造和諧的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與現實意義，警示我們正確解決人與社會及自然的關系是當代青年義不容辭的責任。茲分別就橫渠仁愛思想的基礎、特點以及賦予后世的時代價值進行論述。
關鍵詞：張橫渠;仁;愛;時代價值
孔孟奠定了儒家“仁愛”思想的基礎，但從“親親”到“仁民”的提出，只是停留在對某種對象的研究，而作為理學奠基者之一的張橫渠將研究對象上升為整個世界，即“愛物”。通過范圍的不斷擴展與內容的提升體現了社會的進步與人類道德的進步，而橫渠也將其仁愛思想推向了儒家倫理的高潮。
一、橫渠之“仁愛”
從宇宙本體層面出發，以“天地之性”為探究仁愛思想之根源，為“仁”打造了本體基礎;以具有普遍性質的“愛并兼愛”作為仁愛思想的綱領與特點，充分體現了橫渠在不斷領略仁愛道義中探尋的智慧。
(一)仁愛的基礎：天地之性
橫渠提出“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認為“性”是萬物的源泉，而非我個人私有之物，其意在強調宇宙間的共性，即“天地之性”，與宇宙的性質是同一的。橫渠認為天地之性是人性之本質，人性來源于天性，此觀點在《正蒙·誠明篇》中有所印證：“天能為性，人能為謀。”“天性”源于“天道”，駕馭著萬物的生長方向與人的氣運，事實上就是天地陰陽間運轉推動，化 育萬物的本性和事物變化的規律、特性。人性的善惡由“天性”的自然差等決定，橫渠自是承孟子“性善論”之觀點，從形上本體論的層面闡釋出性善之源，由此提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這一觀點，同時也是對孟子性論的超越。萬物本體的“天性”包含著“天地之性”，純然無惡的“天性”致使通達于道的“天地之性”也是淳極至善的，也是將人們實在的氣質之性歸于原本的天地之性，橫渠利用此關系實現了性論向人性論的轉化。萬物與人對“天性”稟受的程度不一，導致人與物的大不相同，“性”蔽者為物，通者為人。
“仁義”、“剛柔”和“陰陽”被橫渠視為“天性”在天、地與人中反映出來，橫渠認為“陰陽”乃“氣”之端，是化生宇宙外在的特質;“剛柔”是天地間萬物所具的特性;“仁義”為人之德行品行，三者為一，稱其性理。“天性”是封建倫理思想的表現，“仁義”是其在人身的映照，而“仁”是人禽之別的本質特征。作為德行中的明確內涵與性命的實質限定，“仁義”完滿了人的道德性命體系，使道德體系具有包容性、廣闊性、普遍性與超越性。這個體系融含在及天地人的性理之中，橫渠認為人性是性理的使然，人性的本質與“仁義”而合，相輔相成，最終完善了人性。而“仁義”的發生離不開“愛”，孔子的“親親”是仁論的體現，其中“親”字釋義為“愛”，事實上“愛”是“仁”的表現形式。在《正蒙·至當篇》中提到“物被常愛”，意指“愛”是具有永恒性與普遍性的范疇。
上述闡釋了橫渠“仁愛”思想的本體基礎，體現了“仁”完善了人的道德性命體系，可見其在萬物與個人道德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與價值傾向。而仁愛思想的外在表現形式也更加明確，不僅僅是仁愛思想之特質，而更是橫渠在“仁”思想方面之綱領。
(二)仁愛的特點：愛并兼愛
橫渠在其《正蒙·誠明篇》中道：性是宇宙萬物之源，并非我個人所有，只有“大人”方可做到萬物盡性而不于私，才能與萬物同，與萬物成。因為自身所缺而不能順道盡性之人，“大人”亦無所知。意在指明在人性指導下的“大人”才能實現儒家仁愛思想的落實，從而做到“愛必兼愛”。此是“大人”順道盡性之果，而“大人”何以盡性就在于對“天性”之體悟，同時也是對性乃萬物之源的認知。橫渠用“愛并兼愛”的觀點表達“大人”順道盡性之果，此“兼愛”與墨家之愛雖相似卻不同，墨家提倡愛是無等差且不私有的，如與日月同輝般毫無偏私，孟子曾批駁墨家無等差之愛是人禽不辨，物事皆同的。橫渠的“兼愛”使仁愛思想更平等與廣泛，從宇宙本體層面出發對普遍之愛的探求，使“仁愛”的關切對象不僅是修己與愛人，還推及愛物。所以橫渠之仁是通過“愛并兼愛”的形式表現出來，不似孟子的以心擴推，而是以“立性”為根源，以“兼愛”萬物為特質，“仁”便可觀認宇宙萬物。
橫渠的“愛并兼愛”是對傳統儒家仁愛思想的超越與突破，相對于傳統的仁愛思想，橫渠在其哲學賦予仁愛以宇宙本體為根基的意義。對“兼愛”的探求在其著名的《西銘》首篇提到的“民胞物與”的觀點，將乾坤視為宇宙之源，闡述乾父坤母與天地萬物及人的生化關系，以借此來喻宇宙賦予人性，人性與天道相貫通之義。林樂昌認為要從理念與操實兩方面去把握橫渠的“愛并兼愛”與“民吾同胞”。第一是將其作為一種有本體基礎的理念提出，以突破傳統仁愛思想的局限，從而為無等差的愛提供哲理;第二是在操實層面發起“施愛親始”，將仁愛思想進行家庭乃至社會的傳遞，擴大仁愛之范圍，而非止步于現實的平等之愛。此兩種不同意義上的愛引導了總體與個體的德行綱目，從而作為向社會、家庭及個人供給理論來源。從這方面來看，橫渠的仁愛思想是具有現代意義與時代價值的，不論是其所居的時代亦或是當今，此思想都對家庭關系、社會發展乃至生態平衡產生一定積極影響。
二、仁愛之時代價值
通過上述對橫渠仁愛思想之本體基礎及其特質的闡述，仁愛思想的踐行對人性道德體系以及倫理社會結構占據，且具有理想層級的啟示，這種獨特的思想給人類的發展以及社會的和諧運作產生了積極影響與現時代意義。
(一)民吾同胞
“仁”字的結構是由“人”及“二”構成，釋為人和人相互間的關系，“愛人”是孔子“仁”的本質，以關懷他人至社會和諧為目的，儒家從這一角度界定了“仁”之義，并闡釋人和人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這與橫渠所提“民吾同胞”的觀點類同。“民吾同胞”是橫渠強調一體之仁的前提，“一體之仁”意點明“仁”的同一性，而差異性是其前提，在這里橫渠認同并重視人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尊重人與人的差異性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每個人雖然都是單獨的個體，但人常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中，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界定人是具有社會性質的，在團體組織中交往發展是人的本質屬性。在傳統儒家仁愛思想中，“親人”是人接觸最為密切的人組，因而產生了對待“親人”與親人以外之人的差別，對親人之愛首以父母為主，這就涉及孝義，也是歷來被歌頌的中華傳統之德;對親人之外之人，可稱為“民眾”，橫渠強調每個人可以像對待自己親人一樣去對待民眾與自然，從而形成萬物大家族，并稱其為“同胞”。
橫渠建構的思想觀點為改變當時不平等社會現狀做出了巨大貢獻與突破，在現今時代里，此思想更符合我們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在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主義社會中，清晰體現了對人的高度關懷。每個人不僅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更將他人視為自己的同胞兄弟，這更大程度的體現了我們的包容性與博大的胸襟，同時也是一種崇高的理想信念。不論是我們在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亦或是國家中不同族別間，更甚是在整個世界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都可用這種“民吾同胞”的觀點來解決與認可，一個整體的組成就是在不斷地融合與接納差異性，從而形成共同的歸屬感與認同感。我們于家庭關系之中，家庭中的父子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源頭，每個家庭的父母與子女建立了良好的“愛”之關系，由此影響個人與他人的相處方式，才能組建完整的社會關系，家庭的仁愛關系是建成和諧社會的基礎。有了“齊家”方能“治國”，爾后“平天下”。將和諧的“愛”之關系播撒社會，才能站在更高角度去愛萬物。
(二)物吾與也
“物吾與也”，顧名思義可知“物”是指宇宙萬物;“吾”是指全人類與個人;“與”義指宇宙萬物同人類的干系。將宇宙萬物置于一個龐大的整體中，而社會是整體中的一個組織，人類又是其中的小組織，我們通過對自我的認識去反觀宇宙萬物，以己及物的方式處理人與宇宙的關系。但不管如何認識，人類都與萬物是緊密相連的，因萬物是一個共生體，萬物中的任何組成部分間都是相連的。橫渠也是通過這種超前的認識提出了自己的天人觀，以德性之知為中心，從而達到“民胞物與”的意識境界。在不分主客的前提下，達到人與自然的統一，精神與物質的合一，人自身的發展與自然的生化相依共存，只有遵循“天道”，即自然規律，并與其和諧相處，人類方得以康健的發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是橫渠當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現今時代全人類要應對的棘手問題。解決了這層關系，方可打造一個與物共存的和合宇宙空間。
隨著當今科技的飛速發展與人類不斷強盛的物欲之心，人和自然的關系一度陷入危機。究其原因，就在于人類并未正確認識自身與宇宙的關系，不遵守自然規律，甚至與自然相抗，都是我們不可饒恕的罪行。橫渠的“物吾與也”的觀點不僅是其“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同時也是對后世人類的警示，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是一種生態意識的代表，使我們能更正確的增強生態意識，豎立環保意識。目前人與自然的緊迫關系已經危及到了人類個體，我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原則正是處理危機的恰宜之策，做到經濟、生態及國際效益為一體。首先人類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創造及維護和自然的協調關系，全球人民以一條心與整個自然相處，使人類在良好的自然環境中生存。其次，不僅要維護生態環境，更重要的是與生態協調相融在宇宙中，反思自我與萬物的關系，用胸懷萬物的感知去體認整個宇宙，尋求人類精神價值的最終歸宿，從而達到“物吾與也”具有新時代意義的思想境界。
三、結論
綜言之，橫渠從宇宙本體層面出發，以“天地之性”為思想基礎，以“愛并兼愛”為思想體征，提出“民胞物與”的劃時代價值觀點，這種仁愛思想不單是對傳統儒家仁愛思想的突破，更是對普世仁愛觀的超越。獨特的思想指引及解決現時代的我們與社會及自然的危機關系，對人類道德及倫理社會具有積極的建構作用。維護自然生態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義務，與萬物同心共存是當代廣大青年應持有的恒心與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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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樂昌.張載理學與文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張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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